一个意外的事件让我注意到了她。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便称呼她大姐吧。

大年三十儿晚上我分到的采访任务是在产房里和医护人员一起迎接第一个兔宝宝的出生。因此年三十儿前一天的下午，我去医院敲定采访的细节。医院距离家不超过500的样子，蹬着我的折叠式跑狼车，十分钟后拐进了医院的停车场。到了停车场我才发现一个问题，车锁在，钥匙却没了踪迹。左顾右盼了几十秒钟，想让保安帮着照看一下。不想，保安也像我的车钥匙一样，不见了影儿。又不忍将车子置于危险之中，于是目光越过透视墙，延伸顾和盼的范围。如此，医院门口的大姐和她的煎饼摊儿便被我锁定了。我推车过去，权衡了一番是喊大姨还是大姐之后，和大姐打招呼，说明了我的意思。大姐一点没有犹疑，痛快的应承下来，让我把车子放在一边。

等电梯时，我设想了一个小说情节。我为什么相信一个陌生人呢？假如这个陌生人辜负了我的信任呢？很快，我给了自己一个答案。我宁愿以我的跑狼车为代价，来检验人与人之间维系的那份信任。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当我的目光落在安然无恙的蓝色跑狼车上时，内心开始微笑了。

可能是下午的原因，摊煎饼的人并不多。便和大姐聊起天来。

大姐说她的煎饼摊儿一年可以挣3万多块钱。我问大姐在这里摆摊儿，不怕联合执法的那帮人么？大姐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总查他们的头儿换了。

大姐说，原来的头儿下手可黑了，只要被逮到就把煎饼摊儿给没收了。要想接着做生意，就得去赎。赎金可是有学问的。开发票是200块钱，不开发票是100块钱。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不约而同地，都会选择不开发票的。经验是被罚出来的。被罚的钱进了谁的口袋，都是心知肚明的。没有人愿意得罪头儿，一旦得罪了，会罚得更狠。大姐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她的煎饼车又被没收了。她随后追去交罚金时，看到了一个让她心疼的情景。头儿正在她的煎饼车上亲手给自己摊煎饼吃，没有用面，而是清一色的鸡蛋。头儿一抬头看见大姐，也居然有了些许的不好意思，让大姐只交了20块钱就推走了煎饼车。

现在的头儿只要是罚款就一定开发票。大姐说。听得出，她很知足。再怎么说，被罚没的钱到底是姓了“公”了，多少让人舒服一些。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呢？大姐至少问了我两遍这个问题。

我却不知道该给大姐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脑海里一直在重复一个镜头——有人喊：“联合执法的来了！”这句话就等同于“狼来了”，话音还没落地，埋伏或是坚守在各个角落里的流动摊贩，仓惶地推着车子四处奔逃。

这个场面，大家都不陌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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