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会见录》:被埋没了的伪满洲国最高机密 [图组]
2009年12月10日14:12 来源：《新民晚报》

“绝密会见录”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等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见情况，堪称伪满洲国最高机密。它由当时一直担任溥仪的随从翻译的林出贤次郎暗中记录，并偷带回日本秘藏数十年。通过这份详尽的会谈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伪满洲国真实的一面。本文选自《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秘藏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件共有十来册，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件，是在位于和歌山县御坊市一户姓林出的世家中。那一天，林出家的主人林出贤三，从书房搬出这些文件，放在客厅内用榉木做成的结实的桌子上。文件共有十来册，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这些文件都用白色的和纸作封面，并经过一番精心的装订。封面上没有标题，而在封面的背面，用独特的字体写着“绝密会见录”五个字。

“这是父亲贤次郎遗留下来的文件。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决不要把库房里的东西给任何人看。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这些文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父亲一直以来都严守着的秘密啊。”贤三说。

贤三的父亲林出贤次郎长期在外务省工作，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日本大使馆”担任书记官时，有好几年兼任“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翻译。

收藏在林出家仓库中的《绝密会见录》，以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本方面的要人、名人会见（会谈、谒见）时的谈话内容(其中也有一些是“满洲国国务总理”和日方要人的会谈记录)。可想而知，这部文件是外界绝对无法知道的“皇帝密室会谈记录”。

记录者之所以用“绝密会见录”这一标题，与其说是想表明这是一份“顶级机密”，倒不如说更想强调“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内容被记录并发送”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

《绝密会见录》的记录，从1932年11月开始，到1938年4月结束，历时五年零五个月。所记录的会见时的谈话内容，共计四百九十六回。与溥仪进行会谈的日本人有二百十余名。与会见次数相比，出场人物的数目要少一些，这是因为与同一个人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在“满洲国”，历届关东军司令官都同时兼任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为了让“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法律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并且为了能把“日本的政策动向，日本政府的目的、意向及时传达给皇帝”，溥仪每个月有三次会谈，是与关东军司令官进行的。

《绝密会见录》所记录的会谈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满洲国”的人事组阁；关东军和“皇帝”、“国务总理”在人事安排上的交涉；有关“国政”的议案；溥仪的访日；“帝位继承”问题；有关“满洲国”的国际形势；卢沟桥事变和中日战争战况；日本移民和“满洲国”民众的摩擦；对“日满”双方有关人物的评论、各种流言丑闻等方方面面。《绝密会见录》把在“满洲国”初创时期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事无巨细都记录了下来。

关于《绝密会见录》，就连林出贤三也从未听父亲贤次郎提起过。

自从1938年1月，林出“宫内府行走”的职务突然被解聘以后，在长长的五十年岁月里，这本绝密记录就一直被深藏在和歌山县御坊市的仓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

1967年10月，溥仪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在他生前，曾在1946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证言中以及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谈到了很多有关“满洲国”的事。可是他绝对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着一份原原本本记录着他本人谈话内容的文件。通过这份详尽的会谈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满洲国”真实的一面。

《绝密会见录》可以说是绝密的公文。这份与昭和历史相关的重要记录，为什么会被埋藏在林出家的仓库中直至今日？对此，贤三是这样说明的：“父亲一直受‘皇帝陛下’的宠爱，他怕给‘皇帝’带来麻烦。父亲生前，‘会见录’不要说是外人,就连家人都不曾看见过。估计从中国回日本时，父亲把这份文件混在家具中，小心翼翼地带了回来。如果被军部发现，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的确，当时如果泄露了这份与“特命全权大使”，也就是关东军司令官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件，将会因泄露军事机密而受到严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