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三继续说道：“这一份是留在‘满洲国’的副本，正本是发送给外务省的，想必留在外务省。”

日后通过调查得知，外务省的“正本”，战后因战败的混乱而丢失。送往外务省的那一份，估计都是用打字机打印整齐的。留在林出家的，可能部分是正本的复印件，部分是打印之前的底稿。

1985年，曾在“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管理机密文件的书记生佐久间真澄(1995年去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是当时知道《绝密会见录》的唯一在世者。

“《绝密会见录》啊？记得很清楚啊!是林出做的……因为我在大使馆是专门负责管理机密文件的”，佐久间明确地回答。

1932年，在“满洲国”开设“日使馆”时，佐久间被录用为特约职员。

外交官的工作，是两年左右就会有一次调动的。在满洲国，有很多如日满议定书之类绝对不能向外界泄漏的绝密文件。所以外交部就设置了一个专门管理机密文件的职位，我担任这份工作直到战争结束。

这位佐久间得知，《绝密会见录》在过了半个世纪后依然被完好地保存着，不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父亲去世后，儿子贤三在整理遗物时才知道这份重要资料的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他，1985年，将此事告诉了国立国会图书馆政宪资料室的广濑顺皓。这一年已是林出去世后的第十四个年头了。

关于林出贤次郎

为什么《绝密会见录》会被秘藏在林出家中长达五十年之久？这话还得从收藏者林出贤次郎说起。

林出贤次郎，1882年作为津村长次郎和泰芦的次子，诞生在和歌山县日高郡美滨町。林出十三岁时，作为养子，被送往御坊市汤川町林出精一的家中。1901年，林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和歌山县立第一中学。由于养父母不同意他继续升学，林出便在纪三井寺高等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始终没有放弃壮志的贤次郎，终于有幸被选为和歌山县唯一的公费留学生，于1902年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当时二十岁的林出从此开始了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生活。

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期间，林出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增长见识，常利用暑期到中国各地旅行，三年留学期间他一直都没有回家过。

1905年4月，林出刚毕业，便被外务省录用为特约职员。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刚上任的林出接受了一项危险任务，名为“调查清国新疆省俄清边境伊犁地区”。

林出在伊犁逗留了五个月，后又在乌鲁木齐逗留了三个月。其间，他与乌鲁木齐的布政使王晋卿结为知己。返回北京后，林出被正式录用为日本外务省驻清朝的中文翻译。同时，经外务省特别批准，又受聘于清政府，成了一名清朝的教官。

1907年，他又一次前往乌鲁木齐，这一次是作为清政府官员，去完成与王布政使的约定，赴任新疆法政学堂和新疆陆军小学堂的教官。为了表示对林出的谢意，王氏把自己所知道的清朝礼节、中国文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林出。

林出贤次郎在乌鲁木齐生活了三年，于1910年回到北京。

林出受到溥仪的绝对信任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因日本承认“满洲国”，9月15日，在“新京”(长春)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作为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陆军大将——武藤信义的随员，林出在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便被直接调往了在“新京”的“大使馆”。1933年1月，林出同时又兼任了“满洲国”执政府的“行走”，也就是溥仪的翻译。同年2月，林出又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部的特约事务员，顺理成章地兼任了关东军方面的翻译。

两次新疆之行，让林出从布政使王晋卿那里学会了清宫廷用语，当林出作为翻译出现在“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上时，溥仪注意到了对清朝宫廷用语运用自如的林出。

1934年3月1日，溥仪从“执政”转为“满洲国皇帝”后，对于新设置的“尚书府秘书官长”这一职位，溥仪强烈要求林出就任。可是对林出同样有极高评价的日本政府方面的要求被优先考虑，林出只好兼任溥仪翻译。因为，林出如正式就任于“宫内府”，就须辞去“日使馆”外交官员的职务。

溥仪在自己的人事安排受挫后，觉得至少也应该给林出一个名誉职位，于是特别授予林出“宫内府行走”这一官职。就任“行走”期间，林出一直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溥仪。

外务省和“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的苦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外务大臣弊原喜重郎表明了不扩大事变的方针，遭到了具有武力背景的军部的反对，军部强行扩大了事变。外务省充满了对军部的强烈不满，但对此又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