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就任了第一任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之后到战争结束为止，先后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共计六任。

根据“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对“满洲国”的政务指导全盘委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因此，外交问题的政务指导权最上级是关东军司令官，但是这份权力应该和“在满日本大使馆”共同行使。而事实上，“使馆”外交官们却被无视，外交事务都是关东军司令官独断专行的。位于“新京”(长春)的“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所谓的馆舍，只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角落。关东军不过是想以这种方式向日本政府表明：外交事务是他们和外交官们共同管理的。

当时，外务省对于军部的独断专行已有了危机意识但又束手无策，所以驻“满洲国”的外交官决心冒险，将绝密情报送往日本外务省，这便是《绝密会见录》诞生的背景。

1933年，栗原正一等书记官向谷东亚局长申报了《绝密会见录》一事。

为了防止一旦被军部发现，能够应对军部的责任追究，外务省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绝密会见录》由“驻满洲国大使馆”的参事官或一等书记官发送给日外务省东亚局长，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属于“半公信”。也就是说，文件内容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因此，发送时不需要经过大使的许可，便可发送给外务省。在“满洲国”的外交官，就是以发送“半公信”的方式躲避了关东军司令官的监视。也因如此，在《绝密会见录》中，凡关东军司令官的谈话，都是写“武藤大使说……”，用“大使”的称呼。

只要写上“大使”，那么就属于外务省的内部问题。不能说是泄露了关东军司令官的情报，因此不能算泄漏军事机密。

栗原正、谷正之和《绝密会见录》

在阅读《绝密会见录》过程中，一天，一张印有“在满特派全权事务所”的公用信笺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仔仔细细地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张公用信笺是1933年1月10日，“驻满日本大使馆”向日外务省发送的信函。发送人是“驻满日本大使馆”事务方面的负责人栗原正一等书记官。收件人是外务省的谷正之东亚局长。信函是这样写的：

武藤大使现每月逢一与执政(溥仪)及国务总理(郑孝胥)举行定期会谈。鉴于此会谈内容深入涉及诸般问题，因此执政对会谈内容的泄露极为防范，连室外的侍卫官都被下令退到远处，执政府的专任翻译也不得在场，唯独林出书记官被许可同席。

由于会谈内容涉及满洲国的现状及将来，当然会谈到帝政问题以及对中国的外交原则等重要问题，想必是一份重要资料。就连关东军参谋等人也迫切想知道会谈内容，但未经大使批准，会谈内容一概不得告知。从今日起将会尽力向阁下呈送每一次会谈内容。关于严守秘密，对外当然如此，即使对于省内(外务省)，也望仅给非常有必要的人作为参考资料。

这封信函，明确地写下了记录《绝密会见录》的目的。这份记录正是日本外务省用来窥探溥仪和在“满洲国”的关东军动向的情报。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的会谈内容，是连关东军参谋都渴望到手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外务省为了收集这些情报，利用了溥仪对“驻满洲国大使馆”书记官林出的绝对信任。

在外务省被允许阅读《绝密会见录》的，只有外务大臣、次官和东亚局长三人。